2000年的冬天，我带着女儿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，途经了十几个城市。
窗外都被冷气冻住，圹埌原野上只有枯灰色草木，孱弱的生机深埋厚土之下，像是话说了半截就惨死的老人。
女儿六岁，正要步入七岁八岁狗也嫌的年纪。这趟旅程只买了单人的票，她坐在我腿上，压了座泰山一样直让我骨骼生疼。
她一边在我耳边喋喋不休道：“什么时候见陈姐啊？妈，我们是不是要去见陈姐了？”
女孩锐利的声音刺划着我耳膜，仿佛有一道晃眼而不容躲避的光，我睁开在昏暗里适应的双眼，痛，想要流泪，但是只能迎着那道光。
“不是陈姐。”我极力忽视内心的慌乱，纠正她，“你得叫阿姨，叫陈姨。”
女儿随她父亲，有时候古灵精怪有时候又透着股傻气，她偷看过我中学时候的日记，从此对通篇陈述的“陈姐”充满了好奇。年纪小不明白辈分，便鹦鹉学舌一样也跟着叫“陈姐”。
在火车轰鸣声中，太阳从地平线眷眷恋恋掉下去，夜幕又昏昏沉沉地升上来。
好不容易哄睡了女儿，我靠着躺椅，却又睡不着了。
女儿每叫一次“陈姐”，就让我的心更痛一下。
自与她相识，已经十七年的光阴，每个睡不着的夜里我都会细数，陈姐今年该四十岁，四十一岁，四十二岁……五十岁了，而我也已经三十三岁——恰好是陈姐与我相逢时的年纪。
岁月能改变多少？
我已经变得不似当年，臃肿和赘肉低头便是，躯壳变得沉重，灵魂也被各种俗尘牵绊，这是生下女儿以后带给我的，也是生活带给我的。
总之，现在的我与当年十七岁的我大相径庭。我敢打赌，再碰到当年的人，无一能认出我——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再回到北京，再看一眼。
……那么她呢？现在如何了？
不敢细想，强迫自己阖上眼睛，在轰鸣声中等明天的答案。
下了火车，我和女儿在路边挑了三篮水果，都是些应季水果，看起来蛮漂亮。
女儿坚信自己能提一篮，两只小手并用，走走歇歇也不肯让我插手。等离商铺远了，才一边自以为机灵地对我说：“妈，下次别买这家，他坑你钱呢，你看连篮子都要比水果好看。”
她没当着人家的面说，已经足够收敛了，我愿意在这时保全她的棱角：“有道理，下次妈不在这儿买。”
可是她终究不明白，买的人就是要漂亮篮子，就是要买个体面。宁肯送一篮坏了的水果，也不能扛一麻袋结结实实的水果。人们在虚伪里过久了，有时候的“真”，反而就不“好”了。
再走许久，到陈姐家。
看样子还有人在住。那栋小灰色楼房——每室都不到七十平米的小楼房，临着菜市场，两毛五就能买一把白菜回家。
它四周是拆迁完毕等待重建的废墟，只有它兀然在其中立着，既是绝望中萌芽的生机，又是寒风里未倒下的最后一根冬草。